SeeDAO | 有问题找邻居——社交媒体时代的邻里协会

前言

在对数字治理进行民族志研究一年后，我们（Other Internet）将注意力转向了一种古早的社交方式：邻里协会。数字化的发展慢慢改变了公民参与城市生活的方式，使得地方治理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公民与城市进行交互的 APP 。这种自愿产生的邻里协会逐渐形成一个“自治区域”，它是城市居民对抗原子化趋势的一个缓冲，也是对如今消费主义式的「城市-居民」角色关系的一种反抗。邻里协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居民可以通过它来集体建设和维护地方公共物品，但它却经常被忽视。我们采访了来自华盛顿特区和西雅图的 18 个协会，以了解邻里协会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是如何适应大规模线上虚拟化治理的，以及我们可以从它们的自治方法中萃取到什么有用信息。

当公民只能因为一些特定的目的结社时，他们就会认为这样的集会是很少发生的特殊行为，也就很少会考虑到它。当他们被允许因为各种目的自由结社的时候，他们就会彻底觉得公共结社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或者说是人们用来实现各种目的的唯一的方法。一旦有新的欲望产生，他们就立刻会想起这一概念。因此，结社的艺术也应运而生成为行动的基础，为人们所学习和采用。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上面的引文来自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格局的经典分析，他重点研究了自治协会（voluntary association）的作用，以及美国政府虽然包罗万象、但又非常去中心化的微观特质。从联邦机构到地方行政区域，美国政府自上而下地串联在一起，同时又以某些方式自下而上保持流动，催生了一个由商业、公民、宗教和政治团体组成的生态系统，所有这些团体都在相互对话和竞争。

托克维尔的自治协会理想，尽管在美国历史上一直被反民主势力否定，但对于那些希望培育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阶层的人来说，它经常被视为黄金标准。

虽然这一理想看起来似乎没有得到发展，但对于自治协会的本质理解，却一直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而向前演化。尤其是过去十年的数字化进程，为我们聚会的方式和手段带来了显著的改变。Web2 软件融入了日常的城市生活，充当了市民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媒介。而后，新冠疫情就像一个火药桶，更是将这一进程推向了逻辑上的极端：出于公共卫生原因，我们彼此隔离，再也无法“以任何理由而自由会面”。

相反，我们被困在 Zoom 的一个个小窗格中，被在线社交（virtual associating）的各种身体和心理限制所约束。对于那些有方法躲在家里度过疫情的人（以及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来说，公共空间几乎完全转移到了网上。我们到底该如何相处？很多人已经被新兴的社交愿景所吸引。毫无疑问，Zoom 式的相处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时光，但它还同时标记出了彻底改革社区组织和城市规划的任务。与此同时，Discord 则作为一种新的流行的公共论坛，也正在为许多人提供着服务。更不用说那些旨在从零开始建设新城市的运动了，它们大多都得到了来自著名技术专家（你好，Vitalk）和投资公司的大量资金的支持。

不过，现有的公民空间并没有消亡。在这条战线上，邻里协会一直在履行着相关的职责。相比于甚嚣尘上的线上社交来说，它一直非常低调。你可能会忽略邻里协会，老实说，你很可能一直处在某个邻里协会的活动范围内而不自知。这些组织（也被称为公民协会、市民协会和社区协会）是在政府之外的 p2p “政府”，是一种古早的去中心化力量，志愿者对自己的社区负责，管理着当地的公共物品。他们让成员扮演“参与者”而不是 web2 时代的“终端用户”的角色，让成员在称之为“家”的建设环境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这些协会已经通过网络摄像头和 Twitter、Zoom 以及电子邮件等工具帮助大家安全渡过了新冠疫情。当我们中的许多人致力于建设全球性的去中心化组织时，邻里协会则以一种本地化的“我们”的形式、把功夫聚焦在维持集体能动性上。他们在新冠疫情下的大规模线上虚拟化协作，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宝贵的契机来观察这种制度形式，研究它是如何作为一种媒介、在培育公民参与习惯上发挥作用的。

传统上，邻里协会在地方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它给公民提供了哪些参与的可能性？这些团体与完全数字化的社交媒体技术有何不同？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地方协会是如何适应和渡过的？在新技术环境下重塑自我的那一刻，关于协会的治理艺术，他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Other Internet）并不是托克维尔——说来笑死，我们中只有一人在法国长大——但我们启动了一项简明有趣的民族志式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从美国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事实上主要是华盛顿和西雅图），我们采访了18个协会的领导者和运营者，他们是：

我们选择这些城市是因为我们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后院正在发生什么，但我们的分析可能会与任何地方的公民组织产生共鸣。我们这些不拘一格的受访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号召参与到地方治理协会中。他们分享了很多有质感的故事，关于自己协会里的一些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工作，关于他们是如何在这场数字海啸中成长、退缩、挣扎和适应的。

放大尺度：web2 是如何将公民变成“终端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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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古早的结社行为的价值，先弄清楚数字技术是如何微妙但实质性地重塑了我们的公民身份这一事实，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可能很难想起来了，早在 00 年代末和 10 年代初，智能手机就曾给我我们一个许诺：它将使得大规模的民主化变成可能，并使每一个接入互联网的人都变成公民社会富有创造性的一员。技术专家和政治家指出，web2 平台必然引发一系列系统性变革，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早期典型的例子。但正如 Zeynep Tufecki 在《推特和催泪瓦斯（Twitter and Tear Gas）》一书中所详述的那样，数字至上运动在内核上经常是短暂而脆弱的。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病毒式传播事件可以让人们走上街头，但无法迅速建立起深层次、有组织的连接，也无法在刚刚认识的人之间建立起持久的信任。更进一步说，这些表面上民主的新技术工具，都内置着监控程序，往往被国家用来锁定和逮捕抗议者（正如我们在整个社交媒体时代的民众起义中所看到的那样，包括 2020 年夏季的黑人生命（Black Lives）运动）。

尽管存在着诸多缺陷，Web2 服务仍然扮演着政治生活集散地的角色。它们在网上模拟出了公共广场、帖子、时事通讯、公告板、平台，这些都是关于城市生活的基本隐喻。Facebook 群组、Nextdoor 和 Citizen 致力于将社区联系在一起，并建立“更强大的社区”（马克·扎克伯格）——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强制措施来维持主要的社区活动。与此同时，诸如「美国数字服务（United States Digital Service）」这样的政府机构和「美国代码（Code for America）」这样的非营利性机构，则将企业里的用户体验设计逻辑引入了公共部门，将公民重新塑造为用户。就像一个地方治理 APP 所宣扬的那样，如今公民参与城市生活就像“查看点击安装”一样简单方便。

总而言之，“电子民主”的倡导者（真喜欢本世纪初的术语）拓展了公民参与度，慢慢地建立起了“城市即服务”的模式。市政当局开始将软件服务的心智模式引入到公民社会领域：如果政府服务不是按年收取订阅费，那么它的税收还能是什么？如果城市不是一台大型计算机，那么它还能是什么？正如 Jennifer Shkabatur 在她 2011 年的论文《城市@十字路口》中所写的那样：

民主参与理论的线上实践效果，与围绕着它们的美妙传说有很大出入。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平台的架构师错误地将参与式民主理论应用于一个不相关的现象。他们并没有像自己言辞中所暗示的那样，将城市公民的参与愿景变为现实。事实上，他们遵循的是「城市-市民」关系的消费主义模式......公民被视为只是个偶尔贡献自己的专业技能或当地经验的消费者，用于改善市政当局提供的服务。

当我们的公共论坛沦为形式后，公民参与对于市政当局来说，仅仅是效率、信息共享和数据收集方面的作用。我们开始感到城市空间被榨取，这一点可参见「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或者「纽约 WiFi 亭（New York’s WiFi kiosks）」。当局看重的是我们为规划者和官员提供清晰数据的能力。邻里协会成员所带来的可能性与「公民-消费者」模式下的「交互界面」有着鲜明的对比。邻里协会强调的是集体管理、历史保护、社区庆典和持续承诺。它们是一项值得研究的社交技术（social technology），因为它们以睦邻友好的方式补充了数字效率的不足。

走向本地化：

邻里协会的关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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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协会”是一个通用称呼，指居住在一个地理范围内的一群居民，聚在一起做某件事。说真的，可以是做任何事情。当我们说到“组织类型”时，邻里协会几乎是最基本、最原生的组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