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观察|乓乓响存4方面发展隐忧 面对询问公司却回复“我们不需要”

　　与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生鲜电商不同，乓乓响（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乓乓响”）主要服务于B端用户，并于日前递交招股书，拟于港交所上市。

　　笔者翻阅招股书后发现，乓乓响从业务模式、客户到供应商等方面均存在诸多疑问。笔者就此联系乓乓响方面，自报家门和来意后，却只得公司回复“我们不需要，谢谢”。而作为公司门面的官网，则赫然显示“无法访问”。

　　业务：业绩难逃疫情冲击、“送菜”生意考验道德与商业的权衡

　　不同于噪声的拟声词，“乓乓响”一词在上海话的语境中有着“做得好、做得响当当”的褒义。2012年，黄建义与许建平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乓乓响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乓乓响农副产品”），也就是乓乓响的境内运营实体，做的是食材供应链生意。

　　2016年，乓乓响农副产品于新三板上市，并在3年后终止挂牌。旋即，公司向港股发起冲刺。

　　乓乓响的业务模式为，从上游食品供应商手中采购得农产品(000061)和其他食品，由公司进行初加工、分装等，再分销给下游客户，目前能提供4100多款产品。简而言之，公司扮演的是农副产品“中间商”的角色。

　　依靠这门生意，2019年至2021年（以下简称为“报告期内”），乓乓响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43亿元、1.23亿元、2.23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2268.9万元、2729.1万元、3660.9万元。由于幼儿园及教育机构为乓乓响的主要客户类型，2020年上海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幼儿园及教育机构进行线上教学，从而导致收入减少。

　　尽管2021年业绩实现强劲复苏，但2022年3月以来，乓乓响大本营所在地上海爆发新一轮疫情，幼儿园及教育机构或转至线上教学、或提前放假，公司上半年业绩或将重复不乐观，“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最近COVID-19疫情已经及将会对我们未来的业务营运及财务业绩造成的影响”。

　　不能为幼儿园食堂送菜后，乓乓响则干起了保供活。公司称，上海疫情期间，公司取得政府许可继续营运，为上海浦东川沙新镇及上海丽景村的居民提供临时及应急服务，并提供包括团购蔬菜和肉类在内的农产品。

　　近年来，校园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青少年的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2021年底让学生呕吐、校长痛哭的营养午餐更是令人震惊。作为“卖菜”方，尽管乓乓响只是向幼儿园等提供食材，并非直接配餐，但最终消费者因以儿童为主，使得公司也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作为拟上市企业，公司经营又是以盈利为目的。乓乓响在道德与商业之间的权衡，并非易事。

　　客户：疫情期间“空降”第一大客户、或曾涉重大食品中毒事件

　　乓乓响主要客户是上海当地幼儿园、教育机构以及校餐承包商。报告期内，公司分别有222、 239及287名企业及机构客户，2020年及2021年的客户保留率分别为80.6%及72.8%。客户相对比较稳定，但也同时反映出公司的客户开拓同样面临着一定难度，客户保留率已出现下滑迹象。尤其是在上海，光是食堂食品供应链企业就超过500家，即使乓乓响市场占有率最高，但也仅0.9%，可见竞争之激烈。

　　浦东新区东方幼儿园在过去曾是乓乓响的第一大客户，但严峻的疫情下，该幼儿园2020年采购金额从上一年的576.1万元降至350.5万元。合作6年多的重大客户采购量腰斩可谓“噩耗”，幸而，这一年有“白衣骑士”来到，一定程度上为公司带来了更丰沛的收入。

　　2020年，上海安友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上海安友”）“空降”，当年与乓乓响达成合作并成为2020年、2021年第一大客户，采购金额分别为1628.5万元、4055.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3.2%、18.2%，2021年营收占比甚至比2019年前五大客户总营收占比13.3%还要高。

　　然而，笔者却发现，帮助乓乓响撑起业绩的上海安友，疑似曾陷入上海当地的一起重大食品中毒事件。笔者搜索“上海安友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时，关联到一篇东方网2009年9月报道，该报道称青浦区青浦工业园区内的和尔得包装公司发生食物中毒事件，66位员工吃完送餐公司送的中饭后，出现了头晕、恶心、犯呕等症状，经初步调查中毒原因是快餐中使用了禁止使用的工业盐，涉事送餐单位则是当时位于闵行的“安友营养快餐公司”。

　　巧合的是，公开信息及天眼查显示，上海安友2000年12月25日在闵行区注册成立，2018年2月注册地址变更，由“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1985弄96号”改变为“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车阳路329号2幢三层-1”。

　　那么，上海安友是否就是“安友营养快餐公司”？若答案为肯定，乓乓响选择这样一家曾有恶劣前科的公司合作，或将加剧双方的合作风险，高额合作能否在未来依旧稳定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供应商：有的供应商0人参保却成立就合作、有的或为关联方

　　乓乓响的供应商包括食品生产商、在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的个人、批发商、农产品合作社以及个体种植户等。

　　报告期内，乓乓响前五大供应商存在刚成立就合作、刚合作就成为大供应商的情况。例如：上海琥顿食品有限公司，截至2019年底业务关系为1年，为该年的第三大供应商，交易金额为385.6万元。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上海琥顿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上海琥顿”）成立于2017年9月。换言之，上海琥顿成立次年（2018年）便与乓乓响合作、合作次年（2019年）便成为第三大供应商；以及2019年第二大供应商卜达林，与公司合作不足一年；2021年第二至第五大供应商，与公司合作刚一年或不足一年。

　　不仅于此，上海琥顿自身也是疑点重重。天眼查显示，上海琥顿注册资本100万元、实缴资金0元，与乓乓响有业务往来的2018年、2019年甚至至今，该公司的社保人数均为0，也就是实际并没有员工在工作，这是极其不正常的。乓乓响为什么会在上海琥顿刚成立时就“选中”它，上海琥顿又是否只为乓乓响服务而存在呢？

　　此外，乓乓响或隐瞒了与主要供应商的关联关系。截至2020年底，第二大供应商为上海品铂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为“上海品铂”），业务关系为4年，交易金额519.6万元。多种迹象均指向该公司与乓乓响的关系或非同一般：一是，根据天眼查，上海品铂2014年5月至2019年4月曾用名为“上海乓乓响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二是，上海品铂持股75%的大股东顾贫博曾和乓乓响实控人黄建义合作3次，且黄建义曾担任上海品铂法定代表人直到2015年7月，即黄建义卸任不久，上海品铂便成为乓乓响的供应商；三是，上海品铂披露于2019年报的联系电话021-68***899，与乓乓响农副产品及子公司的公开电话相同。

　　尽管关系看上去如此亲密，乓乓响也仅在招股书表示，上海品铂与客户之一受共同控制，“实体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为独立第三方”。我们忍不住发问，当真如此吗？既然上海品铂并非关联方，那么为什么曾用名却出现“乓乓响”字样，这难道不会误导市场吗？

　　事实上，笔者翻阅多份公告后发现，从新三板时期到冲击港股上市时期，乓乓响主要供应商中均出现多家与实控人相关的关联公司，涉及的交易是否公正公允，均值得投资者注意。

　　管理层：整体年龄偏大、“二代”又当记者又当董事、还有“高官独董”

　　对一家企业经营稳定性来说，管理层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截至招股书披露日，乓乓响的董事会成员中，董事会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建义59岁，首席财务官兼执行董事陈正琴60岁，独立董事鲍小豆54岁，独立董事冯镇泰68岁，独立董事乔国平65岁，仅有黄建义之女、执行董事黄贤至为34岁。黄贤至或许正是黄建义认定的接班人。在创办乓乓响前，黄建义还用爱女的名字创办上海贤至实业有限公司。

　　简历显示，黄贤至拥有十余年的媒体经验，2010年7月至今在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即“看看新闻Knews”）担任记者兼编辑；2016年8月加入乓乓响，曾任乓乓响农副产品董事，负责整体监督；2022年4月1日开始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负责投资者关系工作及一般行政。

　　某种程度上而言，董事、高管年龄层偏高，“二代”从业经验仅数年，相较父辈动辄40余年的行业经验而言可谓单薄，未来能否顺利、平稳交班，带领公司走向新的高度呢？

　　此外，3名独立董事同样在2022年新加入公司。值得一提的是，乔国平是一名“高官独董”，简历显示，他曾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副镇长，浦东新区北蔡镇副镇长，浦东新区农业发展管理署常委副书记、署长，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总经济师及农业与综合办公室主任。乔国平曾负责的领域正好与乓乓响定位相近。

　　上市公司聘请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原因可能在于“名人效应”，而官员在与公司相关领域积累的声望和人脉关系，也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有好处。但如何避免“高官独董”以权力谋求市场优势地位等违规行为，自然也更需要制度等来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