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孩子都想自杀了，父母还在想考试的事 青少年抑郁不可忽视【快讯】

原标题：“你的孩子都快活不下去了，你还在想明天考试的事”

父母的目标有时好像和“治愈”背道而驰，“其实我们作为医生，很多时候就想直接说，你们的孩子都已经快活不下去了，都要想到自杀了，你还在想明天考试的事。”

抑郁症低龄化的趋势似乎正在变得明显。上周，一组青少年抑郁症数据冲上热搜。

杭州第七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来抑郁科就诊的患者中，小于15岁的就诊人数从2018年3148人次增长到2021年的10613人次，三年增长了三倍多。

这只是一家医院具体的数据，范围更宏大一些的统计，也在上周公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2月23日发布。报告显示，青少年群体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高于成年群体，需要进行有效干预和及时调整。

抑郁症低龄化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北京安定医院梁月竹医生接诊过最小的患者是6岁，青少年心理专家徐凯文接诊的患者中，最小的年龄是10岁。

他们呈现的症状更加多元、易变、难以理解。有人会刻意夸大症状，似乎更不愿意自己的病情迅速好转，有患者会在心理咨询中坦率地告诉徐凯文，“我不想病好”。杭州第七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谭忠林说，有的孩子在就诊前一年就曾主动提出看医生，但被家长认为是“矫情”、“作”，直到自伤行为出现。

自行停药的患者不少见。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陈俊医生说，在一些家庭看来，似乎只有通过停药才能证明自己不是病人，才能摘除抑郁症患者的帽子。

整体上人们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有了提升，但是具体到每个细小单元，病耻感仍然围困着很多家庭。梁月竹曾经在出门诊时碰到过一个反穿校服的孩子，“我问他这衣服怎么穿反了呀？他妈说怕周围有人看见他是哪个学校的，怕暴露身份。”

我们采访了北京、上海、杭州三个城市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心理危机干预专家，试图从具体的案例和数据中去看见，抑郁症在走向低龄化的过程中正在面临的问题。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谭忠林在抑郁科对青少年做抑郁障碍诊断。受访者供图

━━━━━

抑郁门诊“低龄化”

2月22日，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抑郁障碍病区谭忠林主任一天的门诊，往往从抑郁自评量表开始。

“就像没有两片树叶完全一样，没有两个抑郁症病人是完全一样的。”2月下旬的一天，谭忠林接诊了22位患者，他做了简单的统计，12岁到17岁的有8位，18到25岁的有3位。青少年就诊人数接近门诊量的二分之一。他回忆，这样的趋势大概从五六年前开始。

大多数时候，青少年是在父母陪同下就诊的，医生可以从两个视角去了解症状和日常情况，一些微妙的回答就会出现。比如，一位13岁的男孩平板电脑不离手，也不做寒假作业，被母亲带来了诊室。

谭忠林记得，母亲陈述时，男孩总在笑。谭忠林询问：“量表结果显示正常，你觉得是否符合自己的情况？”男孩看向母亲，反问：“她一直在旁边让我选那些好的，我选不好的就问怎么可能、哪有那么严重。量表结果怎么会不好？”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谭忠林在抑郁障碍病区查房。受访者供图

还有的时候分歧在于“时间”。比如一个15岁的女孩，在医生询问她既往情绪出现了多长时间，是否看过医生时，她的回答是，“我一年前就提出来要去看医生，但是被否掉了。”

在父母的叙述里，“最近”两个字频频出现。“最近”有了割伤自己的行为，“最近”在学校里无缘无故地哭，“最近”有点不对劲，实际上在女孩的自我感知中，出现症状的时间久远得多。

自评的时候过分夸大症状，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当父母觉得，孩子是在有意往严重的方向回答时，谭忠林往往会反问，“他这么故意夸大的目的是什么？这代表了他的一种想法一种倾向。是不是一些需求得不到满足？”

北京安定医院是全国第二家专门设立儿童精神科的医院，儿童精神科一共有十几位医生，人手紧缺，很多挂不上儿科号的人甚至会挂到成人科。

儿童精神科的梁月竹主任医师，接诊过最小的企图自杀的患者是6岁。这让梁医生感到震惊。她记得，就诊的时候，6岁的孩子甚至对很多事情还不太懂，但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别给爸爸妈妈带来麻烦了”。因为孩子在家常常念叨这样的话，家长有些不知所措，带来医院就诊。

问诊的过程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症状也呈现出很多共性，比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下降，甚至有自伤倾向。梁月竹主任谨慎地开出了6岁儿童适用的抗抑郁药物。这位6岁儿童的诊疗结果是“抑郁状态”，最终通过药物治疗缓解了症状。再次达到康复复诊的时候，说到曾经的负面想法，孩子对既往出现的情况有所认识并有些不好意思。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图片来源：抑郁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