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迪拜做科创

“英美、欧洲、中东、北非......在迪拜你会见到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快速交换商业情报和投资信息。有时你会忘记自己身处在一个阿拉伯国家。”Dhow Holding创始人及CEO朱修颉向界面新闻感叹，他是科技行业连续创业者，拥有9年中东科技行业的经验，目前长居在迪拜。

位于中东地区中央位置的迪拜，是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迪拜酋长国的首府，也是中东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

过去几年间，中东成为了国内投资界的热词。在持续增长下，海湾国家提出了诸多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包括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2071百年计划”、卡塔尔“2030愿景”等，加大了对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高科技等领域的投入，探索石油之外的经济新动能。这也吸引全球创业者来到中东开展事业。

不少华人创业者也加入了这股“掘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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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河向内地延伸约10公里，将这座城市分为两半。在河的两岸是迪拜曾经的老城区，分布着黄金市场、香料市场和阿法迪历史街区，保留了老式的居民楼等传统建筑。由两岸向外拓展，建筑则逐渐变得现代化。

夏天，迪拜的气温最高可达50摄氏度，炎热的气候让大型商场成为居民和游客避暑的空间，以迪拜购物中心（Dubai Mall）为代表的各个商场在市中心连成一片，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也伫立于此，俯视着来往的人群。

伫立在迪拜市中心的哈利法塔

在过去近30年间，迪拜保持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吸引外来人才和资金。尤其是疫情期间，在世界各国仍然采取封锁防疫的政策时，这座城市率先对外敞开了怀抱，世界各地的人都因此涌向了迪拜。

2015年，朱修颉入选迪拜酋长精英计划并加入迪拜政府，成为迪拜为了构建创投生态成立的未来基金会创始团队成员之一。他回忆，当时迪拜市面上只有十家左右的风投机构，投资人大多是家族办公室，此前这些家族办公室只投资酒店和地产这样的传统项目，并没有接触过互联网。和美国的成熟VC相比，当时他们对于项目的问题还停留在简单初级的阶段。

为了吸引创业者，迪拜政府设立了10亿迪拉姆（约19亿人民币）的创业投资基金，向创业者提供免费的办公室、酒店、公司注册等服务，并帮忙对接政府关系。

朱修颉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在迪拜创业，他的第一家企业Machine Colony是计算机视觉公司。2016年，Machine Colony成为第一批吃到迪拜鼓励创业红利的公司，从安全、安防到医疗，很快拿到了很多订单。在随后的几年间，迪拜开始大规模推行此类政策，几百家创业公司涌入迪拜。

有了创业公司，2017年到2019年，以亚马逊、Uber为首的几家欧美公司开始关注到这片市场。亚马逊选择收购了中东当地最大的电商平台Souq，Uber则收购中东竞争对手、堪称“迪拜滴滴”的Careem。

迪拜的早期创业者通过企业遭收购成功退出，以此获得资金基础后，这些早期创业者又开始进行投资，迪拜创投圈里的资金流动了起来。朱修颉也在自己创立的Machine Colony和B2B汽车贸易平台Tradex成功完成退出，转而成为投资人。

现在，即使没有政府的引导，可以自给自足的创投生态也已经在迪拜建立起来。在迪拜之后，诸多中东国家也纷纷开始自己的计划。阿布扎比、利雅得，沙特都开始大力投入支持早期科技互联网生态，但目前这些国家的创业生态仍然依靠政府来支持，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

不过，迪拜对于创业者的吸引并非如同大家对中东一贯的想象，通过“撒钱”来实现。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迪拜政府，最适合的其实是“务实”。

“迪拜将政府像创业公司一样在运营。”朱修颉向界面新闻这样形容。在公司事务的政府办事流程上，迪拜和中国、美国的速度已经接近一致，远超周边阿拉伯语国家，并超过大部分欧洲国家。

虽然阿联酋的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但在迪拜政府，上到酋长，下到窗口的普通公务员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各类如酒店前台、商场导购、餐厅服务员等服务人员也可以提供完善的英语服务。这并不是所有阿联酋城市，乃至周边阿拉伯国家都拥有的便利。事实上，一旦离开迪拜，不懂阿拉伯语立刻会成为在中东生活的一大挑战。

迪拜政府同样雇佣了相当比例的外国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美国人和中国人一起在政府共事。在一些情况下，来访者还可以享受到全中文的服务。

关于迪拜的“务实”，朱修颉向界面新闻分享了自己与政府打交道时的一个小故事。

在科技互联网创业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政府如何去界定和规范就变得很重要。WingGo是朱修颉在两年前创立的直播电商平台，作为迪拜的第一家直播电商平台，此类公司并不在迪拜的公司监管名录里。这意味着，这类公司到底应该归哪些部门监管、怎样监管、如何注册都成为问题。

他花了两三周时间辗转联系到了监管部门，部门负责人很快与他们约定了见面时间。在一家咖啡馆里，他向这位负责人介绍了直播电商的商业模式等情况。在对话的第二天，该负责人就邮件通知WingGo可以先按照传统电商的流程成立公司、接受监管，等到直播电商业务有确定体量后，再由政府成立新的监管分类。

朱修颉提到，由于直播电商的内容形式和商业模式复杂，迪拜政府完全可以要求公司去同时获得电商、广播电视、社交媒体、第三方支付等等不同牌照才能合法运营，这对于公司来说就会构成很大的阻碍，但政府负责人选择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让公司业务得以迅速开展。

“政府给到的这种信号和情绪上的感知是很重要的。”他告诉记者，对于大部分创业者来讲，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和区域，政府的主动开放会减少很大一部分创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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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展现如此开放态度的迪拜，同样也存在着很强的双面性。

迪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两任迪拜酋长的带领下，迪拜政府在30年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化组织的转型，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相当高效，并且更新速度快，试错态度强。

但在原有权力架构上的迅速转向，也意味着新旧体系的复杂交织。一方面，迪拜欢迎外来者、欢迎外国人在迪拜建立商业；另一方面，其依然保有关系社会的特征。

迪拜河岸边的旧城区

迪拜目前依然是世袭酋长制度，政府的改革由王储牵头，高层中同样有很多贵族成员。而创投生态由政府最初组建，各个家族办公室是最早的投资人，警察局、水电局、道路和交通局等政府各部门的一把手都加入了未来基金会的董事会。拿到基金会的支持，就相当于得到了政府背书。

这样复杂的网络决定了，要想在迪拜成立公司，和大企业、政府、乃至各个家族这样的实际掌权者打好交道是必须的。

“这是一个建立在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地区”，Astrolabs的沟通与合作经理Mina Ayoub告诉界面新闻。因此，一些如Astrolabs的投资平台会格外强调自己能够帮助初创企业通过其广泛的关系网络，联系市场头部公司和政府合作伙伴。

迪拜商会作为非营利官方机构，同样为创业者提供联系政府侧支持的帮助。“我们会确保初创企业获得所需的许可证，并向他们解释和分享监管要求。对于科技初创企业来说，数据隐私也是监管项目之一，我们会举办很多关于法律意识的活动，尽可能解决创业者们在这方面的问题。通过我们的网络和支持，迪拜商会帮助企业从迪拜向全球拓展。”迪拜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阿里·拉希德·卢塔对界面新闻表示。

迪拜的双面性还体现在，虽然政府非常欢迎外国人前来创业，但这些企业也需要准备一套中东叙事。

中国是迪拜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年，两个国家市场之间的非石油贸易额高达678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这一数字大幅增长了83.8%，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和迪拜之间的非石油双边贸易额累计达到约4900亿美元。

根据迪拜外国直接投资监测（Dubai FDI Monitor）数据，2015年至2023年间，中国在迪拜的投资总额达到约54亿美元。截至2024年上半年末，已有约5400家中国公司注册成为迪拜商会的活跃会员。

迪拜购物中心“唐人街”的中国店铺

越来越多的华人在涌入这座城市，并且不同于此前在迪拜的华人从事的传统金融和贸易合作，这些华人是作为创业者、科技互联网从业者来到这里。朱修颉提到，在他2015年最初来到迪拜创业时，没有任何华人前辈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现在有很多华人创业伙伴可以进行交流、互相帮助。

过去几年，也有不少中国投资机构、政府部门来拜访，希望能够拿到迪拜政府的支持，但能够真正落地的项目却是很少的。

朱修颉认为，现在不再像是2016年，在过去几年间，迪拜的领导者和投资人已经见过相当多世界顶级的投资机构和项目，抱着随便拿一项中国的新技术就能震撼到他们的态度，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要想获得他们的投资和支持，需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和思考，在公司战略上与迪拜结合，无论是需要迪拜的供应商、建立迪拜生态链，还是进行中东文化包装面向当地市场。拥有这样叙事的项目才能找到当地合作伙伴，并拿到资金和资源。

“迪拜政府每投出一分钱都想得到十分的高回报。”朱修颉说，投入产出比是迪拜政府非常重视的，每年麦肯锡、波士顿咨询等咨询公司都会遭聘请作为顾问，帮助管理政府每年的财务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