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在中国为世界”，中国的创新能力将为全球发展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在与中国深入开展合作的十几年中，无论是中国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生产能力还是深入参与全球健康合作的承诺，都让我们深信，中国能在提升全球健康公平和农业发展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近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

郑志杰指出，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基金会的重要合作伙伴。一方面，基金会见证了中国在改善本国人民健康福祉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很荣幸地参与到中国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提升基础医疗，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等重要领域。另一方面，基金会也看到中国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并将新想法和新工具转化为有效的公共产品，帮助挽救了其他国家数以亿计的生命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展望未来，郑志杰认为，基金会同中国的合作重点将不仅包括“在中国为中国”，也包括“在中国为世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有巨大的潜力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基金会愿意从研发、转化、监管、试点、对外发展合作模式创新等多个环节推进和中国的合作，帮助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改善全球健康与发展状况。

新冠大流行还将持续多久？基金会将如何调整抗疫工作重点？疫情给基金会的工作带来了哪些挑战？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潜力？怎么评价中方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基金会计划如何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针对这些问题，郑志杰在专访中一一做出了回应。

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1月，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使他们有机会摆脱饥饿和极端贫困。基金会于2007年成立北京代表处，2008年启动首个在华项目。此后十余年间，基金会不断扩大对华合作，项目涵盖扶贫、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烟草控制、助力非洲农业发展和消除疟疾等。

《21世纪》：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当前，奥密克戎毒株已成为全球主要流行的新冠毒株，还显示出很强的持续演化能力，导致不少国家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在基金会看来，这场大流行还会持续多久？对于频繁变异的奥密克戎毒株，现有新冠疫苗还能否提供保护？

郑志杰：大流行还会持续多久不好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提高疫苗接种率仍是终结此次疫情的关键。我们需要继续扩大新冠疫苗的覆盖，尤其是老年人群体。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全球加速提高疫苗接种率，从而减少病毒变异的机会，这次还是不够快。我们尤其要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提供疫苗，不仅要确保疫苗的充足供应，还要保证当地有足够的资源来部署疫苗接种。从更长远来看，我们也要鼓励并支持具备相应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

迄今为止，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批准了多款新冠疫苗，而且事实证明，这些疫苗至少在预防新冠重症和死亡等方面有明显效果。当然，面对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我们也需要探索能预防多种变异株的广谱疫苗，以及不同给药方式的疫苗，如鼻喷雾型疫苗。应该说，新冠疫苗研发这个领域方兴未艾，不管是研究机构或者是医疗企业都仍在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基金会正在通过与各方合作，加速新冠疫苗的研发。此前，我们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捐赠了2000万美元，用于启动研究并加快开发新一轮具有潜力的候选疫苗。由于新一批候选疫苗在大规模生产、温度稳定性和低成本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因此更可能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需求，从而降低疫苗价格、推动疫苗公平可及。

《21世纪》：过去两年里，基金会向新冠疫情防控承诺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赠款，大多数资金都用于生产和采购重要的医疗用品。由基金会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成立的CEPI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不仅资助多个新冠候选疫苗研发，还使用创新金融机制参与到新冠疫苗量产和公平分配中。通过此次战疫，基金会在向公共卫生领域投入资金方面获得的最重要经验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防范下一次大流行病？

郑志杰：我们需要在整个卫生系统中实现公平。这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新冠疫情让这个问题集中突显出来了，也迫使我们必须想办法加速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新冠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事实上，我们为解决主要影响低收入国家的疾病开发的那些系统和工具，与对抗未来新型病毒所需的工具是一样的。我们在做各类决策时要考虑低收入国家，那里的人应该和富裕国家人民一样有机会获得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以及公平获取疫苗和药品等挽救生命的工具的机会。

基金会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防范下一次大流行病。盖茨先生在他的新书《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中所说，“如果我们做出有利于每个人的关键投资，新冠肺炎就可能成为最后的大流行病。”具体要怎么做呢？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两个T和两个S：第一个T是tool，更好的诊断和治疗工具，以提高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第二个T是team，全球流行病应对和动员团队，我们需要一个由3000名专家组成的常设组织来随时准备对危险的疫情暴发作出协调应对；第一个S是surveillance，高效的全球早期监测体系，使得各地的疫情信息能够被及时上传到全球数据库中；第二个S是system，加强卫生系统，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我们还需要改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如果各国各行其是，没有共同的愿景，就很难形成合力。谈到全球治理的问题，中国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中国可以参与建设一套相互合作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可以为全球健康政策落实到位发挥作用；在技术层面，中国可以通过参与具体的项目，帮助改善具体人群的疾病防控能力；在实施层面，中国也可以为推进具体工作的实施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双边援助，中国也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多边机制的合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公共卫生的投资。当前，二十国集团（G20）正在推动建立一个金融中介基金(FIF),旨在解决大流行防范、预防和行动方面的资金缺口，其秘书处设在世界银行，预计将在6月成立理事会。

《21世纪》：COVAX在今年1月时表示，目前在包括非洲等欠发达地区，新冠疫苗库存已经超过了需求，在非洲当地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疫苗分配问题和民众对疫苗的犹豫态度。随着疫苗开始过剩，基金会将如何调整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重点工作，特别是在扩大疫苗接种和加强疫苗生产能力方面？

郑志杰：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对疫苗的需求一直很高。这是因为低收入国家的人们往往最容易受到致命传染病的影响，很多人都亲身体会过疫苗的珍贵价值。另有调查显示，非洲大多数国家的人们都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缺乏足量的疫苗供应和接种渠道。在大部分国家已经完成两针接种的情况下，80%的低收国家人口尚未接种一针疫苗。因此，我们当下需要继续支持COVAX等国际多边机制的工作，确保这些组织拥有足够的资金和疫苗，交付给当前疫苗覆盖率较低的国家。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要鼓励并支持具备相应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疫苗。

贫困国家并没有从新冠疫苗的快速研发和部署中平等受益，导致了全球免疫鸿沟不断扩大，我们目前正在通过多种伙伴关系和合作机制确保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平分配：例如，我们已经向Gavi领导的COVAX AMC捐赠了超过2亿美元，用于研发安全、可负担的新冠肺炎疫苗，并推动疫苗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及时分配。

除了疫苗，治疗方法的可及性也很关键。作为新冠肺炎治疗加速器（COVID-19 Therapeutics Accelerator）的联合发起方，我们正在与“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计划（简称“ACT-A”）等伙伴合作，评估新型药物和生物制剂，并确保这些治疗方法在中低收入国家可以应用。

《21世纪》：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以在全球范围内加速终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流行。但2020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指出，世界在抗击疾病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停止，疫苗接种率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能否具体谈谈新冠大流行给基金会在传统卫生领域的工作造成的影响？

郑志杰：新冠疫情的确对抗击其他疾病的进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就像你提到的常规疫苗接种和疟疾。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全球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而开展的各种投入和措施，也使其他疾病防控间接受益，因此新冠疫情造成的这些影响并没有我们原来预测的那么大。比如2020年时，我们的数据合作方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估计，当年全球疫苗覆盖率将下降14%，相当于损失25年的进展，但实际下降幅度只有预估数据的一半。同年WHO预测，全球死于疟疾的人数将新增20万人，但实际增加了6.9万人。可以说，我们已经通过努力避免了更坏的情况发生。

我们在新冠防控中积累的经验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其他传染病，比如结核病。目前中国仍然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此次新冠疫情为中国迅速采取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消除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提供了若干新的契机。比如，第一项可能的干预措施是我们有机会大大扩展结核病的分子检测。在疫情之前，中国许多市县没有结核病和耐药性快速分子检测的诊断网络。但新冠疫情促使中国几乎各个地方都具备了分子检测能力。新冠疫情终将过去，但分子检测能力可以继续助力结核病防控。第二项可能的干预措施是扩大结核病预防性治疗。中国在追踪和检测新冠密切接触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可以应用于结核病领域。如果采用更短的药物治疗方案——减少到一个月或每周一次12剂， 这将使预防性治疗的实施更加可行。第三个可能的干预措施是在未来一旦有新的结核病疫苗问世就可以进行大规模接种。当前在疫情防控过程当中为所有年龄段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经验将有助于结核病疫苗的大规模接种。

总而言之，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认识到，消除传染病和极端贫困的决心稍有松懈，就会造成毁灭性的生命损失，并逆转来之不易的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疫情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也要为此继续更加努力。

《21世纪》：作为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资深专家，你怎么看当前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机遇和挑战？在疫情暴发之后，中方提出要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同各方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你怎么看中方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下开展卫生合作的前景？基金会是否有意参与与之相关的重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