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经连线｜专访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Oded Galor：“变革之轮”推动社会步入增长繁荣时代，应对挑战需要决心、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依农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郝佳琪 上海报道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发展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陷于停滞状态。而近两百年来，人类社会进入快车道，人口突破式增长、科技的爆发式发展，全球人均收入提升了14倍。在世界繁荣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是什么促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发生了质的飞跃？又是哪些原因导致世界各地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全球财经连线》与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Oded Galor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作为“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Galor教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他提出，对全球经济发展驱动力的理解必须反映整个发展进程背后的主要动力，而非某些个别时期的情形，否则将是脆弱和不完整的。基于此，Galor将人类的发展进程看作统一的整体，上溯至30万年前智人出现在非洲的时刻。透过覆盖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旅程的独特视角，探究人类摆脱贫困陷阱，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背后的力量。

《全球财经连线》：在你的新书中，你讲述了人类社会如何从停滞走向增长。你认为哪些重要因素推动了这一转变？

Oded Galor：将时间回拨至30万年前智人在非洲出现开始，《人类之旅》一书探索了人类社会的演变， 试图破译两个基本的“谜题”。一是“增长之谜”。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停滞时期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及人均收入为何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惊人的改变（全球人均收入水平在过去的200年里提升了14倍）？二是“不平等之谜”。我们试图理解为何不同国家间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为何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各国间不平等的鸿沟急剧扩大。

放眼历史，人类社会在99.9%的时间中处于我们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科技的进步使得儿童死亡率下降、生育率上升，从而令家庭的规模得以扩大。由此可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技术的不断更迭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然而，科技进步带来的仅是更大规模的人口，而非更富有的人口。这一情况在过去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持续存在。

有意思的是，马尔萨斯时代呈现出了一种重要的“双重性”特质。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均收入增长的停滞；但另一方面，社会在技术、人口规模以及人们对于新技术环境的适应能力上，又展现了巨大的活力。

追溯到30万年前智人在非洲出现，区别于其他物种，人类拥有强大的大脑，充满了创新能力。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资源得到扩张，从而足够供养更多的人口。但这并没能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变得富有。人口的增长带来了更多潜在的创新者，意味着技术得以继续进步，而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人口增长。

因此，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我们看到在“变革之轮”的作用下，技术革新与人口规模间的相互促进逐渐增强。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均收入仍然没有迎来增长。最终，历经30万年漫长的进程，技术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社会从使用石器工具的时代迈向了蒸汽机技术（时代）。

飞速发展的技术推动社会不断接近，直至突破骤变的临界点。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人类开始着眼于人力资本，开始投资子女的教育。但由于当时的人们还陷于贫困，因而需要减少孩子的数量。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使得生育率开始降低，而正是生育率的下降，使经济增长的进程摆脱了长期以来人口增长的抵消效应。

忽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摆脱了马尔萨斯时代技术进步转化为人口增长的循环模式，进入了技术进步推动财富增长的时代。

总结来说，技术进步的加速使得技术环境发生变化，促使父母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又使得生育率下降，从而摆脱了人口增长带来的抵消效应，推动世界步入可持续增长的时代。

《全球财经连线》：你指出，过去的分析把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同马尔萨斯停滞时期分开，当作两个独立 、缺乏连接的现象，而非作为统一整体来考虑。相比而言，统一增长理论是否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理解经济增长和繁荣背后的力量？

Oded Galo：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不平等现象，实际上根植于过去。统一增长理论试图将人类发展进程作为统一的整体来考虑，将过去的进程与现在相连结。 200年以前，全球经济中的不平等差异微乎其微。而在突破了从停滞到增长的临界点，触发转变的进程后，我们看到不同国家间的财富水平开始出现巨大差异。但我认为，大部分的不平等现象，起源于在遥远的过去就在运作的力量。

传统的增长理论仅关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或马尔萨斯时代。如果只着眼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这一模型假定社会已经完成了从停滞到增长的过渡，并自此进入了简单的人均收入趋同过程。这些理论忽视了，事实上，当今全球经济中多数不平等现象起源于过去200年，且基于全球经济中的分化，而非趋同。

统一增长理论的优点在于整体地看待人类发展旅程。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够理解，在遥远的过去就存在的“初始条件”，如何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比如人口规模的增长如何为技术发展带来贡献，技术的发展又如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在二者相互作用下的变革之轮，又是如何转动并最终加速了技术环境的革新，使人们突破经济增长的桎梏，但同时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

可以说，没有统一增长理论，也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不平等现象。

《全球财经连线》：经济增长是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不平等的出现？

Oded Galor：当今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是由停滞向增长转型进程中的产物。当社会开始从停滞走向增长，就会抵达一个转折的临界点。但并非所有社会都会同时抵达这一临界点。事实上，部分社会在200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经历这种转变，而一些社会直到最近才进入转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转变进程使得全球人均收入在过去200年里增长了14倍。不难想象，那些在200年前就提前起步迈向转变的社会，比其它社会拥有更多的机会扩张其资本，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巨大的不平等。毫无疑问，正是从停滞到增长的转变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

《全球财经连线》：统一增长理论指出，停滞到增长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为什么一些社会在提高其人口生活水平方面的表现优于其他社会？如果更好地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不平等的鸿沟？

Oded Galor：我将对这里包含的两个问题分别进行解答。一是为什么一些社会能够更早抵达增长跃进的转折点，以至于全球出现巨大不平等；二是如何从中得到启发，从而减轻全球的不平等。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早在200年前，部分社会就已为从停滞走向增长的跃进做好了准备，其他社会则不然，它们在积累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以及对新技术适应的过程中面临了一系列的阻碍。

何以至此？

根据统一增长理论，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可追溯至久已存在的推动力。我的书里探索了五种主要的推动因素。首先是殖民主义对全球发展不平衡起到重要影响。其次是制度的作用——部分社会采取了促进增长的包容性制度，而另外一些则采取了妨碍增长的攫取性制度。

三是文化因素。一些地区的文化特性比其他地区更能促进增长。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特性不是由上天赋予的，不是外生的。它们作为发展过程的衍生物并随之不断演化，这种演化同时与地理属性，即社会的地理特征息息相关。

在这三点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回溯至人类历史更为久远的时点，探讨了另外两种力量。一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起源（即农业革命）。我认为，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提出的那样，（全球各地）从停滞到增长这一转变进程的差异与新石器时代革命开启的时间有关，但关联度有限。尽管新石器革命的不同开启时间，对于理解前工业时代的发展进程很重要；但放眼当今世界，现代各国的繁荣程度和新石器革命开启的时间完全无关。所以这对于分析当今的不平等来说并不十分重要。

最后是人类多样性的作用。我认为，人类的多样性是影响经济繁荣的根本力量。

综上所述，诸多因素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它们都很重要，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现象。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运用这些认知来缩小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很重要的一课是，如果我们想缓解全球的不平等、加速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增长制度的转型，就必须针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以及特定的地理条件来设计政策。过去，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以及“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出一整套普适性政策建议的理念是不合适的。

鉴于此，《人类之旅》在政策方面得出的主要启发是，必须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特点，每个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制度和地方多样性程度提出具体政策。

《全球财经连线》：纵观人类的精彩旅程，您提到人们曾多次经历重大灾难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如严重的传染病、两次世界大战等，但每次灾难之后都能够迅速恢复，在人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之际，这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Oded Galor：人类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并克服这些挑战。在任意一个历史节点，例如，试想对亲身经历过一战或二战的个人来说，这些惨痛的记忆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持续存在。但纵览人类发展的漫长轨迹，以宏观的视角，人类最终能够走出这些灾难带来的阴霾，我们始终保持着前进的步伐。

当我们思考眼下的挑战时，基于对历史的观察，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终能克服这些挑战，人类的旅程也终将持续向前。

《全球财经连线》：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地区冲突等会不会使人类再度陷入某种停滞状态？这会给经济增长和繁荣带来怎样的风险？

Oded Galor：气候变化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需要强大的决心、充分的智慧和广泛的协作来应对。和过去面临的挑战相比，我们更应该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我对人类能够克服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气候难题抱有希望。但要解决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首先要考虑其背后的成因。

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工业革命以来，地球上的人口急剧增加了近88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许多国家生育率甚至低于人口替代率。因此，未来几十年世界人口规模将开始下降，对环境的压力也会减小。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并为科学家们争取到三十至四十年的时间来开发革命性技术，扭转气候变化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