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光夜话：如何绘就社会企业发展图景？

近年来，作为社会创新的重要载体，社会企业已在全国多个区域获得培育与发展，形成了不少可复制的发展模式。同时，从社会企业到研究机构，再到各类支持机构，也在合力推动行业进一步发展和生态建设。

　　

2022年11月30日晚，在2022向光年会期间举办的“向光夜话”上，来自政府、学界、基金会及社会企业的七位嘉宾以“新主体：社会企业的发展图景”为主题，围绕社会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对话。活动由向光智库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强教授主持。

　　

    

　　

向光年会是国内最大的向善生态年会，已连续举办七年。向光年会根据每年的社会热点，邀请包括政府、学界、公益界、商界、金融界在内的国内外各界友人，共创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共享向善思想盛宴。

　　

北京和成都的发展路径

　　

社会企业在北京的发展可以上溯到2005年，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城市治理所所长于晓静回忆道：“当时我们在做有关社区服务的课题中发现，社区服务的提供方要么是纯政府供给，可能就顾及不到老百姓的多样化需求。要么就是纯市场供给，价格老百姓又承受不了。如果完全按照志愿服务的方式，可持续性又面临挑战。我们就考虑有没有一种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方式。”

　　

结果，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不少批判，有的学者甚至说这是“异想天开”，怎么会有这样的经济运行机制。“但还好，我是学社会学的，我坚信人可以是理性的经济人，但同时人更是乐于奉献和为意义而活的社会人。”于晓静表示，正是因为深信这一点，十几年来她才一直坚持做社会企业研究和政策推动。

　　

从2006年开始，于晓静就向北京市领导报送相关决策咨询报告，其中有不少获得了市领导批示，直接推动了社会企业相关政策的出台。所以北京社会企业发展历程中，智库研究引路是一个特色。

　　

从2011年“社会企业”作为一个名词被正式写入北京市《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和《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两个文件开始，北京市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已走过11年时间。

　　

2016年社会企业作为专门一节被写进《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

　　

2017年，出台区域性社会企业发展调研报告，对北京地区的十多家社会企业提出了考察意见，提出了扶持政策并分类开展试点

　　

2018年还成立了北京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并举办社会企业高峰论坛，同时出台《北京市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成立社会企业服务联盟，从各种方面布局社会企业发展。

　　

今年年初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北京市《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这也是北京市首次发布专门针对社会企业的政策文件，是自2019年到现在最重要的成果。”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民政局社会建设综合协调处处长唐志华说。

　　

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共有认证社会企业96家，经营地遍布11个区。“社会企业及社会企业家群体逐渐显现，并已成为服务民生需求、参与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唐志华说。

　　

但唐志华同时表示，社会企业毕竟还是一个新事物，很多工作还处在逐步探索和摸索阶段。“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城市，社会企业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2017年9月，成都市把培育发展社会企业写入《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并成立了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并将相关工作交由成都市市场监管局负责。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处副处长钟欣参与社会企业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培育发展已有五年时间。

　　

在钟欣看来，社会企业体现了一种新的市场理论，包括资本价值，商业道德，成都市将社会企业作为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多元主体之一来关注和培育。

　　

2018年，成都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市场监管局随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并最终形成“323”政府体系，即培育发展体系、政策支持体系、监管服务体系等三个体系;综合服务平台、信用公示平台等两个平台;评审认定制度、公开披露制度、退出摘牌制度等三个制度。

　　

“但对是否培育和发展社会企业，当时也存在争议。”钟欣还记得，当年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把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课题交给市场监管局时，市场监管局内部的纷争也比较大，当时组织团队专门到北京、深圳、顺德等地学习调研。

　　

“结果，我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因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需要创新思维和创新方式，所以我们关注了社会企业一直推动到现在。”钟欣说。

　　

“成都市社会企业五年来的发展情况是比较良好的。”钟欣介绍，从市到区，再到街道、社区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丰富社会企业的内涵，形成了社会企业、社区社会企业和物业社会企业等一系列创新主体类型，社会企业在成都的培育发展和成效逐步显现。

　　

自2018年成都市开展首批社会企业认定工作以来，截至今年11月，成都市共认定各类社会企业160家，服务各类城乡社区累计超过700余个，受益人群超过100万人次。

　　

“社会企业创新成都社区市场主体和社区治理主体，已成为参与社会治理，解决社区经济、教育培训、就业促进以及居住改善等领域问题的重要力量。”钟欣说。

　　

挑战和机遇并存

　　

虽然社会企业发展潜力巨大，但与会嘉宾都认为，社会企业目前仍面临很多挑战。

　　

“难!”唐志华表示，几年研究和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下来，这是他最大的体会。

　　

唐志华认为，首先，社会企业是一个新生事物，定义、边界还没有定论，政府推动起来比较难。其次，难在缺少上位法的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最需要税收、财政、社保等政策支持，但地方政府没有税收权，不可能给到税收优惠。第三，难在当前地方财政困难，制约了对社会企业发展的支持。

　　

但唐志华同时表示，“难”的背后其实意味着机遇。社会企业能够在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社会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钟欣也表示，社会企业发展正当其时，机遇难得。首先，发展社会企业、社区社会企业、信托制物业社会企业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吻合。其次，发展社会企业、社区社会企业、信托制物业社会企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吻合。最后，社会企业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能够带动社会创业，促进区域发展，与共同富裕理念吻合。

　　

“武侯区、成华区等部分区市县已制定了社会企业发展支持政策，我们的理念是以点带面，促进其他区市县也出台相关政策。”钟欣说。

　　

从2008年至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设立并运营了中和农信、中和农道两家社会企业。十几年的实践，让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鹏认识到，社会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比社会组织更有优势，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体现在解决社会问题非常有针对性。

　　

王鹏同时认为，目前对社会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挑战的是四“不”现象。

　　

第一，各个方面对社会企业的概念认知不统一。第二、社会企业大都是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没有什么太大的规模性企业，发展很不稳定。第三、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资源尤其是资金不充裕。现在很多资源因为不知道社会企业或没有看到社会企业的价值，所以没有参与，也没有愿意投入。第四、政策不包容。虽然北京、成都等地方政府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上扮演了先行者、推动者的角色。但总体而言，对社会企业的政策包容度还不够。

　　

王鹏还表示，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组织或公益机构总是能高看一眼，觉得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工作对社会有价值，对社会组织从业者也给予了必要的尊重与理解。但对社会企业，还缺乏这样的认知，没人鼓掌，没人点赞。甚至，还认为社会企业是打着公益的招牌做商业的事，不伦不类。

　　

“所以，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在现有条件下并非是要一步到位，一定要给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关键是能否认定社会企业是一种有价值的企业，或者是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能够从政策层面鼓励它的发展，甚至包容它的失败。”

　　

“社会企业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可能是曲折的，道阻且长，还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更多地推动，更多的投入。”王鹏说。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公益创投总监刘畅也认为，既跟传统慈善有很相似的呈现形式，又通过参与市场的方式让自己作为一种社会创新，社会企业更具韧性和灵活性，能更有效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企业的池子越来越大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且社会企业可以在公益、政府、商业各角色的信息资源配置上更高效，也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刘畅表示，社会企业发展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社会企业在平衡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由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商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共识，可能导致社会企业很难在增长或者在分配上受到更多商业资本的青睐。“我们支持的一些非常优秀的项目认为，如果有不太了解、不太信任的资本进来，可能会影响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初心和行动，因此对商业资本存在一定保留。”刘畅说。

　　

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价值，需要用真实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满足用户需求，才能站稳市场，获得持续的稳定的收入来源，最终实现可持续增长。刘畅认为，“这对于社会企业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但不容忽视的是，如今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的数字化科技的升级，也对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对此，庆渔堂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沈杰博士深有体会。

　　

沈杰博士创办的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庆渔堂)就是一家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改造传统渔业，构建智慧养殖服务体系的社会企业，曾荣获社企论坛2019向光奖“科技创新社企奖”。

　　

庆渔堂CEO沈杰博士认为，此前，很多社会企业起步的时候往往会被时空所局限住。但数字化的出现打破了时空局限，任何一个领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可以被复制，这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和出路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和机遇。

　　

谈到对于社会企业未来的机遇和挑战，于晓静则表示，“我一直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乐观主义者。”

　　

于晓静认为，首先，有大量没有被满足的社会需求，是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发展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