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创新与监管关系？平台经济呼吁“确定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孟荇 实习生 骆婷 北京报道 

经过去年的强监管后，如何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平衡数字经济发展与监管的关系，如何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如何以公平竞争监管增强平台经济创新活力？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8月1日实施的新反垄断法已满月，近日，中国市场监管报社主办的“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座谈会上，来自市场监管总局、高校、研究院、律所、企业的代表聚焦新反垄断法修订，就完善平台经济治理规则、规范平台企业健康发展、增强中小企业韧性等议题深入研讨。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一直有声音提出对平台的反垄断等监管是否影响了平台经济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数字经济创新活力？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发言时指出，强化反垄断是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地区应对超级平台崛起的关键举措，成为各个国家努力恢复数字市场竞争秩序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工具。

李强治列举了一组数字，近年来美国超过75%的行业市场集中度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行业被少数大企业控制，竞争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创新，令美国新企业组建率下降近50%。

在李强治看来，监管政策跟整个行业创新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冲突。能否激发这个行业的创新发展活力，是衡量和评估这一轮政策监管效果最重要的指标，以公平竞争促进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愈加凸显。

同时，平台经济是我国创新创业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成为新发展动能的典型代表。新反垄断法新增“鼓励创新”为导向的目标，实际落地过程中需要平衡监管与发展的关系，在动态竞争、跨界融合、马太效应、数据和算法驱动等特征突出的平台经济领域，更好发挥反垄断的创新增进作用，包括充分认识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预防和制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造成不公平竞争的行为，逐步优化无序竞争的行业生态，统筹考虑数据和算法治理难题等。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需要从创新活力和国际竞争力角度去看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应当考虑数字经济发展特点，而不能生搬硬套工业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规则。

他表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如果调整幅度大、变化快，会对市场创新活力造成影响，数字时代的监管最好是包容审慎的。

“反垄断作为一个药引子，引发了对平台经济的全面监管、强监管。”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勇表示。

近两年来对平台企业的强监管举措，在规范平台经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有企业表示感到无所适从，会上“确定性”成为企业的一致呼声。

刘尚希指出，需要警惕不同部门之间不协调的政策导致的合成谬误问题，进而阻碍平台经济发展的现象。“目前监管平台经济涉及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如何加强配合形成合力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在细化公平竞争、防止垄断的法律规定政策方面，需要评估政策措施是否有利于促进创新，并根据实际及时调整细化，明确法律监管红线，稳定市场预期。”

“一个是程序透明的问题。第二，是保证政策确定性，给市场积极的信号。”黄勇认为，应该正确认识掌握资本的规律和特性，让其运营发展可防可控，明确反垄断中涉及的平台经济相关概念，尽快落实新反垄断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审查制度，明确设置反垄断规则“红绿灯”，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

“数字经济动态性很强、发展模式变更太快，一些适用于传统的工业经济或者实体经济的法律、规则不再适用于数字经济，需要有创新监管手段或标准应对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挑战，明确法律监管的红线，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腾讯研究院合规政策中心总监张昕表示。

美团合规政策总监胡湛表示，在复杂经济形势下，企业对于政策预期的稳定性需求是迫切的，建议在反垄断常态化监管中，可以进一步丰富事前指导等梯次监管工具，发挥法律强制功能以外的指引、评价和预测功能。同时，充分把握新经济发展的规律，推动合规指导更深入更透明，明确法律监管红线，不断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长期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拼多多公共事务总监宋玥则建议，根据新反垄断法规定，反垄断执法部门可以约谈经营者并提出改进措施，希望监管部门激活这样的政策工具，通过约谈等柔性指导措施降低执法成本，对企业风险行为早发现、早干预，降低风险行为对竞争秩序的损害。

如何将“确定性”落地，需要什么样的监管工具来稳定企业预期？

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此后，中央多次会议都提到设置“红绿灯”，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此外，修订后的《反垄断法》要求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度。

黄勇表示，要掌握资本运行规律来设置红绿灯，公布标准和倾向性的指标，善用承诺制度和约谈制度，为投资松绑，给资本市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