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气频发何解

　　有些变化以迅猛之势袭来。

　　2020年，澳大利亚的野火烧了半年；2021年，河南省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398人因灾死亡失踪；2022年，多雨潮湿的中国南方迎来罕见的干旱，山火频发，邻近的大陆上，欧洲也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更多变化则是悄悄发生的。

　　沈阳的刺槐、北京的玉兰、合肥的垂柳，还有桂林的枫香树，从1963年到2022年这60年，展叶期始期平均每10年分别提前了1.5天到3.3天。  

　　位于玉龙雪山东坡的白水河1号冰川，从1982年到2022年这40年间，冰川末端退缩了470多米。

　　海水温度也升高了，有专家说，“已经到了海洋生物无法忍受的程度”。此外，它还越来越“酸”了——人类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1/5以上被海洋吸收。

　　这些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意识到了生活的环境发生了某种变化：气候变暖已是老生常谈，各种各样的极端天气也越发频繁。

　　近日于贵州省贵阳市举办的生态文明论坛上，人们探讨了一系列与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相关的议题。有气象学家表示，除了极端冷的事件以外，其他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基本都呈增加趋势，比如极端热、极端强降水、极端海平面的上升。

　　未来，会怎样？

　　夏天会越来越长

　　四五年前，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孙颖专门做过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变化的研究。

　　她知道，未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开始得越来越早、结束得越来越晚，高温天数增加、强度变强。孙颖说：“我们研究已经证实，未来极端事件会更频繁，而且持续时间会长。这从我们科学上有很确切的研究结论。”

　　但她没想到，变化来得这么快。

　　今年北京的高温来得格外早，人们抱怨说，没想到这个端午节居然在40摄氏度高温中度过。

　　长年生活在北京、做了20多年气候变化研究的孙颖都感到惊讶。她说：“去年的高温和今年的高温都是很不正常的。我们看过大量的资料数据，去年长江流域的高温是一场破纪录的高温，今年对华北来讲也是破纪录了。”

　　近些年，孙颖感觉，极端事件“一波又一波，这波还没有分析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下一波就又来了”。

　　高温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去年持续高温，长江流域干旱严重，干旱又加剧了高温。水流量减少，水力发电受影响，就连能源大省四川都出现了能源短缺。水资源少了，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受到影响，还出现了严重的山火。

　　“从2020年到现在，高温真的常态化了。”孙颖坦言，“(未来)到底常态化到什么程度、具体到什么位置，这是以后需要研究的事。”

　　而气候变化，还不止于高温。

　　罕见极端事件会越来越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到，全球平均地面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升高了1.1摄氏度。

　　“全球升温1.1摄氏度”，这样的表述可能让人觉得不足为奇。如果没有温度计，人体甚至感受不到1摄氏度的差异。

　　但实际上，气候变化并不会以这样温和的面貌出现，而是呈现为一次次剧烈的极端天气事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表示：“极端温度的升高，大于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

　　降水也是如此。

　　孙颖估计，“温度每增加一度，大气持水量会增加7%，意味着极端降水事件增加。”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研究员胡增臻引用一篇论文解释说，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雨滴变大了——小雨滴变少、毛毛雨变少，大雨的次数变多，“降雨日数少了，但是一降雨就是大雨”。

　　于是，一个英国气象学家，在有生之年竟然看到英国出现40摄氏度高温，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近年，非洲、亚洲、欧洲、北美和南美洲都发生过巨大的洪灾，在几小时或几天内降下的雨量相当于此前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量。

　　这看似不起眼的升温，还带来了其他连锁反应。

　　联合国一篇科普文章中写道：“很多人理解的‘气候变化’就是温度升高，但这只是个开头……气候变化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严重干旱、缺水、火灾、海平面上升、洪灾、极冰融化、灾难性风暴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等。”

　　全球变暖堪称极端事件的“放大器”。

　　世界气象组织助理秘书长张文建提到，当前每年有244个四到五级的台风。如果将来温度提高3摄氏度，每年会有超过300个台风，同时强度也会增强。

　　翟盘茂也表示：“未来极端事件变化与全球变暖幅度紧密相关。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气候系统的许多变化将进一步加大。随着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在观测系统中没有观测到的极端事件也可能发生。越罕见的极端事件，概率增长越大。”

　　气候灾害“吃”掉经济增长

　　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应对”论坛上，张文建拿出几张图表。

　　他说，这50年世界各地发生了2.2万余起极端灾害，其中一半以上与天气、气候和水有关。极端天气、气候和水相关事件引发的灾害导致200多万人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合30多万亿人民币。

　　张文建指出几个变化趋势：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经济损失增加。

　　他说，对高收入国家来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巨大；对不发达国家来说，经济损失总量虽然不大，但是占GDP比重很大，“(有可能)一年GDP增长6%，5%给(自然灾害)吃掉了”。

　　张文建认为：“最发达国家依然要警惕减灾防灾对经济的影响，因为实际损失不小。最穷的国家，给气象多投点资，投的钱回报至少40%、50%。”

　　世界气象组织估计，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强热带气旋的比例将在全球范围内增加。这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损失——对许多国家而言，沿海地区是最富裕的区域。另一方面是对生命的现实威胁——近50年来，亚洲有98万人死于极端天气事件，热带气旋是主要原因。

　　具体到个人，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去年西南地区频发山火，当地百姓被迫“与火为邻”。而这一现象也并非个例。前段时间孙颖到北美访问时，一位加拿大科学家告诉她，加拿大的山火活动很严重，“在家里都要戴N95口罩”。

　　孙颖说：“我们在讲极端事件的时候，会提到人的脆弱性和暴露度。暴露度很好理解。脆弱性是比较复杂的东西，同样的烟雾、大火、高温，要是有基础疾病，适应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生活条件，如果有空调，应对高温会好一点、适应能力就强，如果没有空调，适应能力马上就不一样了……”

　　出路何在

　　1988年以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一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人类活动对于气候变化到底有多大影响？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认为，人类活动“可能”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第四次报告认为“很可能”，第五次认为“极有可能”。最近这次历时9年的研究报告出炉，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毋庸置疑”。

　　这是全球气象学家的共识。

　　张文建说：“气候变化的根源，还是温室气体排放。”

　　孙颖形容，“(温室气体)像盖了一层厚厚的毯子”。

　　而这张覆盖地球的“巨毯”还在变厚。

　　最近几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温室气体公报内容如出一辙：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创历史新高；2021年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均为温室气体)的大气水平均创下新高。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佳双提到，“温室气体的浓度在逐年上升。2022年全球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平均浓度都达到了历史最高。”

　　翟盘茂认为：“实现全球碳中和以前，极端事件肯定进一步增加。碳中和以后，进入负排放的阶段，才能把温度提升的幅度降下来，极端事件的频率可能下降。”

　　而在实现碳中和之前，“至少在未来30年到40年之内，我们面临极端事件的挑战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不得不做预警预防工作。”

　　张文建表示：“24小时之前对极端事件热浪、热带风暴的预警，可以减少30%的损失。特别是极端事件来临之前，可以把人员撤出来，减少人员死亡。”

　　除了预报天气，气象界也在努力预报极端事件。但张文建提出，在早期预警这方面，应该再往前走一步——不仅把极端事件的预报做得更准，还要讲清楚它们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他说：“这中间的差距如果长期存在的话，我们(气象部门)做的很多工作最后就没有实现经济社会价值。”

　　胡增臻说：“澳大利亚气象局聘请了社会学家来修改他们的报告，我们(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知道这个事之后也聘请了社会学家，气候报告的语言很通俗。除了讲这些事实让内行人知道之外，关键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气候确实在变。”

　　孙颖认为，目前国内的公众教育还非常匮乏。她说：“那天北京那么热，还有老太太带着小孩出去，她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她没有这样的意识。”

　　孙颖记得，2021年郑州下暴雨前，气象局发布了很多红色预警，但许多人没当回事。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79人死亡，“从那以后大家知道了下暴雨的时候得在家待着，不要到处溜达，开车的时候别往高速里面或者是比较低的地方去。”

　　这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教训。

　　“跟发达国家比，我们对灾害的校园教育做得少一点。如果现在从学生教起，等到这些人长大了、老了以后，整个社会的科学意识都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孙颖说。

　　而对于现阶段要做的低碳、减排，每个个体都有责任，气象组织也大有可为。

　　张文建经常分享的观点是，一个成熟的气象组织，要既能够为减灾防灾作贡献，同时又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经济要发展，没有新能源怎么办？这是我们气象组织能做的更大的方面。”